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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里可以配资炒股 ,这部《罪与罚》的序曲，让读者质疑关于犯罪和破案的一切

2024-08-06 【字体：大中小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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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躺下。”第一次看到这话，你觉得新鲜、好玩、有趣，就用到自己的口语里。你说，你一再地说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……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说，直到有一天，你会明白你自己正是这么做的——自己无路可走时跌倒并躺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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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0年前，圣彼得堡的冬天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写一本新书。他那时身体康健，预期自己将在1864年初再次病倒，同时，他太太的结核病已有不容乐观的征兆，他哥哥米哈伊尔新办的杂志《真理》（次年改名《时代》），在发行了6个月后前景尚不明朗。他为《真理》向屠格涅夫征稿，并在信里告诉屠格涅夫说自己很快就要缺钱……他的新书以第一人称“我”开头：

“我是一个有病的人……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。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。我想我的肝脏有病。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，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什么病。我不去看病，也从来没有看过病，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。再说我极其迷信，以至于迷信到敬重医学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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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段自述中，“我”告诉读他的人，他知道自己满怀恶意，但说不清楚这恶意是向着谁而去，想要损害谁。他清楚自己不看病对医生是没有妨害的，妨害的只是自己的健康，但他仍然坚持出于恶意地不去看病。“肝疼，那就让它疼好了，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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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上去多么眼熟。只是，你用轻松戏谑甚至显摆机灵的口气说着“在哪里跌倒，就在哪里躺下”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“地下人”，是用真实的、自虐的口气在诅咒他疼痛的肝脏。自虐，在俄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突出的倾向，因为俄国人很容易领悟到一个黑暗的事实，即个体在痛苦下的反抗是常常找不到对象的。正如卢梭所讲，社会不公源于体制而非个人，但体制和俄国广袤无边的大自然一样，冷漠无言、不会回应。为此，反抗才收缩为一个个人化的形象，他自虐，并使人惊悚地想起“谑”与“虐”之间其实没有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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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思妥耶夫斯基（Fyodor Dostoevsky, 1821-1881）

“理性利己主义”辩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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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思妥耶夫斯基从1863年底开启了他真正成熟后的创作生涯，《地下室手记》是其中的第一次尝试。小说本身就写得艰难，在1864年4月2日的一封信里，陀氏告诉哥哥米哈伊尔，他已经近乎崩溃：“妻子真的快要死了。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——我等待着她的死亡。”而他自己“大半个月都在生病”，只能在每天上午努力地写一阵子。陀氏对妻子很有爱意，他曾告诉屠格涅夫，那是他一生中所遇的“最纯洁、最高尚、最厚道”（爱用最高级形容词是俄语的一大特色）的女人。谁曾想，就在《地下室手记》终于完成并刊出后不到两个月，米哈伊尔也急病去世。他只留下300卢布，葬礼之后所剩无几，而寡嫂及孩子都得靠陀氏来照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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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几个月的悲剧变故带来的刺激，无疑反映在了小说的调性之中，但是，“地下人”，这个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，暴躁，阴郁，自视甚高却只能瘫在地上（为此他也被称为“俄国哈姆雷特”），朝着一群假想的观众发表宏论的40岁的下岗官吏，却产生于陀氏针对另一本书的辩难冲动。这本书就是《怎么办？》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作，出版时他本人尚在狱中，现在读它，很难想象这么一个乌托邦味道很重的幻想作品，其销量和热度竟超过了到1863年为止的任何一本俄国小说，而且还得到了沙皇相关审查机构的出版准许。陀氏讨厌此书，固然有嫉妒它的畅销的因素在其中，但他也确实考虑去写一部更完善的小说，以抗衡《怎么办？》所传达的理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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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理念，我们如今称之为“理性利己主义”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形成，他提出，只要每个人都能贯彻理性利己主义的原则，俄国就能像英法等先进的西方国家一样，建立一个光辉的、人人得到满足的世界。当然，“只要……就……”的假设句式可以换成“只有……才……”的条件句式，免得看起来太幼稚，不过，“理性利己”的设定，看起来也不失有理，它断言，每个人都知道为自己争取利益，利己是出于理性也应该出于理性，众多这样的理性人集合起来，是可以形成一个好社会的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故事的方式来给出一个“实例”，故事中的人因理性而健康，行动审慎有智，不乏热情。车氏把被屠格涅夫等人“抹黑”了的俄国一代新人扳到了一个正面的形象之内；屠格涅夫认定他们都是动机卑鄙的虚无主义者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站到他们一边，说他们的激进将会有益于国家。而陀氏虽然与屠格涅夫很熟，却也不情愿只做一个专擅诽谤诋毁的保守分子。《地下室手记》深思熟虑地使用了第一人称，它驳难《怎么办？》里的白日梦的方式，是所谓的“现身说法”：你不是说今日的风气是理性、开明、未来可期吗？那你看看我，看看我这个满腹恶意的病人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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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“理性利己”的一番鄙夷，构成了小说中最核心也是最清晰的一段议论：

“什么是利益？你能准确无误地定义人的利益是什么吗？假如有些时候，人的利益不在于做有利可图的事，而在于做不利于自己的事呢？这种情况不仅可能发生，而且有时，利己恰恰必然包括损己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整个设定就要归于破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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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在1863年9月路过威斯巴登时，玩了一把轮盘赌，赌博的恶习就此上身。1871年4月28日，他从威斯巴登写给续弦之妻安妮亚的信，可谓一份忏悔录，他告诉妻子说，自己输光了她给的30个银马克，渴望她再寄一笔同等数额的钱来，并发誓说“今后我将考虑事业，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整夜幻想赌博”。他把自己输钱的经过写得丝丝入扣：如何掏出钱来，如何赢了一小笔，血如何上涌，如何梦见了亡父，如何在狼狈离开后奔向牧师那里却最终没去，而是回了家……并非使用什么“小说家笔法”，而是在用叙事来自疗，用口气过分的忏悔来书写一场“损己”的体验。赌博，这种人类社会中最独特的游戏，令陀氏在长达8年时间里深味自虐的感觉。

当然，落入赌场的赌徒也不失为“理行利己”之人，但他们在受挫后继续无法自拔，之后无论输赢，都是对自己的严重损耗。在让“地下人”谈论“人的利益”的时候，陀氏怎能不想到赌场的诱惑？他都可以预期今后的沉沦，就像预期下一场癫痫病发作就在不远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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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有其他恶习，“洁身自好”是与他不沾边的。“地下人”对圣彼得堡热辣、拥挤的街道和下等夜总会充满感情，这些地方弥漫着一股由漫不经心、疏于管理的简陋、自暴自弃、冷酷无情乃至肮脏所交织而成的氛围。“地下人”在此间流连，关键是，他对自己“在此间流连”这一点是有意识的。小说里反复的自我解剖，一如他写信的风格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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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羞愧到了这样的程度：我能感受到某种隐秘、反常、有点下流的快感；这快感就是，在某个最令人厌恶的彼得堡之夜回到自己的角落，往往强烈地意识到今天又做了件卑鄙的事情；而做过的事情又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挽回的，这时，心里便会暗自因这一点而对自己咬牙切齿，责骂自己，折磨自己，直到那痛苦最终转变成了某种可耻的、该诅咒的乐趣，最后，它竟变成了明显的真正的快感！”

“水晶宫”的幻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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耽于污浊本身并没有什么可骄傲的，可是，“地下人”对他所鄙视的人——主要是那些迷恋西方进步思想的人，他们是进化论、科学至上、功利主义、社会主义等等的信徒——抱有显然强烈的优越感，以至于他能够基于自己的病痛、贫穷、卑微无名产生凌人的盛气。那些人心目中的圣殿，也是《怎么办？》企图打造的理想社会的缩影，正是1861年伦敦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的会馆，那个通体透明、辉煌靓丽的玻璃建筑“水晶宫”。西方人的雄心、智慧与成就都凝缩在此了，但《地下室手记》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——和他那绝非吹毛求疵的怀疑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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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想法；你感觉，这里已经达成了某种成就，这里得胜了，奏凯了。你甚至开始隐约地害怕，害怕什么东西……你是不是必须接受这是终极真理，并自始至终保持情绪稳定？这一切是如此庄严、豪迈，满是得胜的气息，以至于你都喘不上气来”。

这建筑的志得意满的气息令他深感愤慨和不安，可是愤慨并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的——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成为本雅明、昆德拉的先行者，从一种光灿灿的造物中看到“媚俗”。他传达的想法可以简单地描述为：一个过于如日中天的人造物，对个体人是很大的威胁，它的完美将导致它离丢脸不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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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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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需要一把小锤，就能让“水晶宫”变成一个笑话。“地下人”倒不想亲自执锤，他是疲弱的，说的意愿远远大于做。他的锤子是言说：这座建筑所代表的一切——工业资本主义、科学理性，以及任何预测人类行为的数学模型（包括今日的所谓“算法”）——都被他用言语反复锤击。“水晶宫”如此确信人们会喜欢它，仿佛掌握了人心所向，仿佛只要人类一看到它，就会明白它是所有人共同利益的汇聚点似的。围绕它的所有自负，都源于对它本来的样子故意视而不见。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、蔑视、愤慨，底气都来自明白和承认自己是个怎样的人：“让我的肝疼得更厉害点吧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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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奚落他的听众，然后道歉，再批评自己，接着又咄咄逼人，说着说着再次陷入崩溃，如此反复。他是如此矛盾，却乐此不疲地揭露自己，让人在他诚实的表演面前感到尴尬。一向狂傲的尼采都在《偶像的黄昏》里说，陀氏是他唯一能学到东西的“心理学家”；索尔·贝娄则心服口服地把他的几部主要作品——《赫索格》《受害者》等——都归功于“地下人”的示范：个体在无法撼动强大的压迫性力量时，只能采取自我贬抑的做法，彬彬有礼地受虐。《赫索格》的第一句话，仿佛也出自“地下人”之口：“摩西·赫索格想，如果我失去理智，我也无所谓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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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风琴的琴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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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地下人”嘲笑那种“算法自信”的话语集中在小说的第八节里。他说：假如有一天，人们真的能找到能测算人的愿望的“数学公式”，到那时，人肯定不会再有什么愿望了。因为愿望都被定下了，白纸黑字地写明白，无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都脱不了它的计算，就此，“地下人”说出了一个精巧的比喻：

“他还会立刻从一个人变成管风琴中的一根琴栓，或者与此相类似的某种东西：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愿望，没有意志，没有意愿，那还算什么人呢？这不是跟管风琴中的琴栓一样了吗？诸位高见？咱们来计算一下概率——这情形会不会发生呢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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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管风琴的琴键”，这比喻真称得上“尖刻”，而非对人的诋毁。不难想象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如何看待现代的社会学、心理学、广告技术以及各种民意测验，这类事物、学科、机构、活动的趣旨都在于预测人们的意愿：这可笑吗？把形形色色的人归为数目有限的一些偏好的体现者，这是否过于狂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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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件事老陀当然是预见不到的：当某些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只要把人看做琴键，他们就真的会成为琴键，只要坚持把人看做被动的物体，他们就会成为那个任人摆布的样子。“地下人”说，人深不可测，是不可知的；人尤其应该拥有损己的权利，不能任由别人决定，到底什么是对他有利的。对这一点的坚持，将使人抵抗社会控制性的力量，但是，大量学科和技术都在为这种力量服务，企图使人的可预测性成为一种令每个人服从的事实。

推石头上山的西绪弗斯，人们在谈到无止境地坚持时会提到他，在说到徒劳无益的消耗时也会引用他。对“原型人物”的理解和使用，各人可以依自己的心愿，没有一定的解读。“地下人”也是如此。当一场大疫降临，被困在家中的苦闷的人，有些能从“地下人”的讲述中找到安慰，有些则相反，认为他是在鼓励逆来顺受，无所作为，是一个反面的榜样。这种模糊暧昧，可以解释在《地下室手记》1864年问世后的遇冷：老陀想用此书来针对《怎么办？》，可是读者们难以真正领会他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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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一场滔滔不绝的宣讲，没有人会忍受这个人在自己家里待上半个小时以上，幸好他只存留在书页中，他的清醒的恶毒、矛盾的自说自话才得以被欣赏。到第二部分，“地下人”开始讲个人经历：他回到了16年前，那时他24岁。他曾一直对一名军官心怀不满，因为这名军官在酒馆里随手将他抱起来，挪到另一个地方，事情发生时都很和谐，他心里却恨得无以复加。同年，他受邀参加一个老同学办的晚宴，在场的毛头小子都招他的怨恨，他们都粗鲁得不值一提，可他依然渴望得到他们的尊重。结果，晚宴上的他出尽洋相，最终他在妓院里认识了一个寂寞的风尘女，两人聊了好几个小时。女孩聪明、正派，却陷入了绝境，他对她屈尊俯就，说教连连，心生恐惧……

车尔尼雪夫斯基考虑的是“怎么办？”老陀却一直探讨“为什么？”：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“地下人”身上发生的任何事，他都设法解释，却又无法解释，只是围绕着解释的对象堆积起了痛苦的陈述，在其中，一个不能被预测的个体显示出了存在和被书写的价值。两年以后，老陀的新作《罪与罚》，将会把他眼里的人的复杂性推到一个新的高度，也是更具可读性的高度，谋杀犯拉斯柯尔尼科夫，成为文学经典里一个经典的形象，一个复杂人性的精美化身。他逃不掉处罚，可读者却被作者拖进了一场洪流之中，去质疑围绕犯罪和破案的一切——从制度安排到道德判断。人是不可预测的，也不该被预测，作为《罪与罚》的“序曲”，《地下室手记》先期讲出了这一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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